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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简明清晰的文字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做了逻辑梳理。作者认为，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从实行新民主主义开始，途经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五次历史选择。
作者简介
萧冬连，1950年10月生，湖南省衡东县人，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1978-1886年间，先后在南开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主修中国近现代史和经济学。1979-2000年，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任教，从事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教学和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史、中国改革开放史。著有《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三次危机与中国改革的缘起》等。
读书笔记
“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而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
在哲学中，有一个名为“忒修斯之船”的著名问题：如果忒修斯的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可以说就是在一艘“忒修斯之船”上缝缝补补、上下求索的过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读一百年来的党史和新中国史，是一件枯燥甚至痛苦的事，然而本书则为希望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敞开了方便之门。在这本极简版的新中国史中，作者用极为凝练深厚的笔法和清晰简洁的篇幅，基于“社会主义路径的选择”这个考察视角，在200页里提纲挈领地勾画出了1949年之后中国的数次基本政策与发展模式的转型，用“五次选择”对党史和新中国史进行了逻辑梳理，即：
实行新民主主义（1949-1953）：从建国到1953年是建设新中国的第一次尝试，基于解放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中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构想，其中包括联合党外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等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发展国营经济与利用市场交易并存的“混合型”经济模式等，并设想在10到15年后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最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由于国内外局势的稳定及对资本主义负面印象的加深，在“三反”“五反”运动后，毛泽东断然放弃了这根通往社会主义的“桥”，并开始着手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早早夭折，从此尘封在了历史中。
仿效苏联模式（1953-1956）：1953年前后，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苏联大规模援助的到来，中国开始全面仿效苏联模式，几乎全盘复制了“老大哥”走过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社会高度集权的老路。通过粮食的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和对工商业的改造，加之一系列政治、文化、社会层面的整合措施，由国家高度垄断社会资源进而全面控制社会、动员民众的“举国体制”就此形成。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发展模式上的，中共同时也全面接受了苏联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正统”阐释，“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这一观念从此支配了中国几十年的制度安排。
追寻赶超之路（1956-1961）：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引发了中共领导人对避免苏联弯路、走“中国式工业道路”的思考，并借此对经济改革和扩大民主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但由于波匈事件等外部动乱激发了高层产生了对政权安全的危机感，使得随后发动的整风和“反右”运动彻底阻塞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并把阶级斗争重新摆在了首位，进而演绎出了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为标志的乌托邦运动，最后以饿殍遍野的大饥荒为这场空想社会主义的大实验画上了沉重的句号。赶超之路的失败无疑是对哈耶克口中“致命的自负”的惨痛注脚，正如作者所言，“历史上的人为灾难，并非都出自恶的动机，那些抱有崇高目标却带来巨大灾难的社会运动，更具有悲剧意义”。
发动继续革命（1961-1976）：“大跃进”的失败让中共领导人吞下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带来的苦果，高层的狂热在危机中冷却下来，随后的中苏分裂把意识形态斗争的矛头从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指向了国内防止出现修正主义。为了打击和资产阶级和官僚特权，毛泽东相继发动了五反运动、四清运动，并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不归路，希望通过阶级斗争实现心目中的乌托邦，以此来达到改良国家、打破板结、重构社会、由大乱实现大治的目的。直至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中国迎来了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转向改革开放（1976~）：伴随着国民经济危机、出国考察带来的思想震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支持改革力量的汇流，中国开始告别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逐步放弃了对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亦步亦趋，在不断试验和学习中迈出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市场化转轨之路，并向着建设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
作为一本官方叙事的当代中国政治史，本书之所以能在豆瓣获得9.5分的超高评价，除了对史实的高度提炼与深度思考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对于历史的基本尊重与理性呈现。对于1949年以来这段仍在发生的历史，官方和民间的声音往往趋于两极化，要么是讳莫如深与伟大光荣同在，要么是混淆黑白与恶意中伤并存，本书既没有回避“不正确”的客观事实，也没有粉饰“正确”的事业成就，无论是挫折沉浮还是变革跨越，皆是以冷静公允的笔调呈现了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真正做到了爱不溢美、恶不贬损。
新中国以来这五次的路径选择与转型，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从模仿到改良再到超越、从亦步亦趋到扬弃传统再到自立门户的过程，筚路维艰四个字，既寓意着白手起家的不易，也饱含着曲折探索的艰辛，其中的信息量巨大，启示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弯路不可避免，历史不可割裂
从后人的视角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觉得这个国家走了太多不科学、不必要、以至于不忍卒读的弯路，然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与认知条件下，在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对于怎么搞社会主义，除了按图索骥、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之外，谁都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只能通过筚路蓝缕、举步维艰的摸索在“无人区”蹚出一条路子出来。典型如“大跃进”的发动，这其中既有对发展形势的误判，但同时也是近代以来整个民族对“强国梦”的一次集体诉求，当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所有领导人都太迫切、太渴望奇迹的出现了，寄希望于通过快速的工业化竭力弥补中国失去的时间，以尽快走出一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处境。所以邓小平在总结过去几十年时得出的核心经验教训就是，我们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这五次曲折的转型，既是“交学费”，也是“涨姿势”，这其中驱动着中共领导人的，是对社会主义事业崇高的理想追求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必太过苛责老一辈人物，也不能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完全割裂开来看，就如冯骥才在《一百个人的十年》里所言，“任何民族的奋发图强都需要两种清醒：清醒地面对世界和清醒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未来，也清醒地面对过去，中间不能割裂；清醒必须全清楚，含糊就会全糊涂”。而且如果不是走了弯路、犯了错误、得了教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最终改革开放也未必能铺开得这么顺利。
第二，实践翻新理论，自纠开辟新路
科学理论的指引往往被认为是中国道路的指南针，但建国以来中共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曲折探索则反映了，和“平天下”时期探索出的独特革命道路不同，并没有一套预设的蓝图引导着领导人去“治天下”。恰恰相反，理论发展往往是滞后的，不是理论在指导实践，而是实践的成果在不断地推动着理论的更新。尤其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后，中共以务实的态度在未知的领域“摸着石头过河”，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的崛起、私营经济的兴盛、经济特区的试水等等改革措施，不仅没有现成的理论支撑，而且还和“正统”的社会主义理念背道而驰，都是在具体的实践中碰到并解决问题后，通过不断的试验、纠错、调整、归纳后反过来在理论上自圆其说，从而得出一套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无到有的一百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忒修斯之船”在不断的实践和变通中迭代升级，它早已超越了马克思与苏联所定义的“社会主义”的范畴，理论对此有很好的总结——“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条道路不仅适应了中国国情，也体现着中共极强的自我纠正、自我革命、和自我超越的能力。但这种频繁的调整同时也意味着较大的变动性，因此在改革的“后半篇文章”中，一个成熟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会是引导中国稳步发展的根本保证。
第三，历史尚未终结，超越仍在继续
上世纪末，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人类的政治秩序有其演进逻辑，自由主义民主将会是现代化普遍进程的方向，从长远来看，自由民主政体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以长期维系。然而，西方所笃信的自由民主秩序受到了“中国模式”越来越有力的挑战，尤其是后疫情时代，两种模式、两种道路、两种文明更为泾渭分明。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模式”依然是进行时，作者将其称之为“中国尚未完成的超越”——公权力私有化、商业原则对社会的全面渗透、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追求的扭曲等等，这些都是改革发展中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中国在超越传统社会主义这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上必须作出的解答。
前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经验教训证明，中国的发展没有什么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在中共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避免“理性的自负”，在不断传承、吸纳与改革的基础上完善独特的社会主义路径，真正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转型模式”成功过渡到一个生生不息的“文明模式”，从而改写“福山”们所笃信的历史进程的普遍演进方向，以及跳出治乱兴衰往复循环的“历史周期律”，这是当下我们所有人正在见证的历史。
其实这100年来的党史和新中国史确实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好好了解，它有助于我们更加立体全面地了解所生活的这个国家，能够丰富我们看待种种时代性问题的方式与维度，避免陷入两个极端的误区。好的历史作品会给人呈现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本书在这方面无疑是一股清流，如果想了解建国以来这段依旧在发生的历史，但又对“政治正确”的大部头读物不感兴趣的话，那么这本“宝藏”级的党史读物会是极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