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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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罪与罚》系19世纪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一心想成为拿破仑式的人物、认定自己是个超人的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毒害,为生活所迫,杀死放高利贷的房东老太婆和她的无辜的妹妹,制造了一起震惊全俄的凶杀案。经历了一场内心痛苦的忏悔后,他最终在基督教徒索尼雅姑娘的规劝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作品着重表现主人公行凶后良心受到谴责,内心深感孤独、恐惧的精神状态,刻画他犯罪前后的心理变化。小说一方面描绘了俄国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贵族社会的罪恶;一方面也宣扬逆来顺受,从宗教中求解脱的思想。

作者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кий,1821~1881),俄国19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
1846年发表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唤醒他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双重人格》(1846)、《女房东》(1847)、《白夜》(1848)和《脆弱的心》(1848)等几个中篇小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十年苦役、长期脱离进步的社会力量,使他思想中沮丧和悲观成分加强,从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滑到“性恶论”,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
他流放回来后创作重点逐渐转向心理悲剧。长篇小说《被伤害与被侮辱的人们》(1861)继承了“小人物”的主题。《穷人》里偶尔还能发出抗议的善良的人,已成了听任命运摆布的驯良的人;人道主义为宗教的感伤主义所代替。《死屋手记》(1861~1862)记载了作者对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说描写了苦役犯的优秀道德品质,控诉了苦役制对犯人肉体的、精神的惨无人道的摧残,无情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
《罪与罚》(1866)是一部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
《白痴》(1868)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女主人公娜斯塔西亚强烈的叛逆性和作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与纯洁,使小说透出光明的色调。但一些用以攻击革命者的“虚无主义者”形象,削弱了小说的揭露力量。
在《鬼》(1871~1872)中已没有被伤害与被侮辱者的形象,而只有对革命者的攻击了。
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了无耻、卑鄙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厚同情,但也流露出消极的一面,例如认为只有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等说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恶矛盾性格组合、深层心理活动描写都对后世作家产生深刻影响。

读书笔记

试图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无疑需要勇气与底气,我几乎不敢下笔。面对如此深刻丰富的主题、高超的情节安排、严密的逻辑构架、对人的心理活动的真切把握、透彻的现实洞见、长远卓越的见识,我的任何理解与评论都可能显得可笑与肤浅。我只有尝试着挑出这本小说的冰山一角,略微写下一些自己的理解与思考。

何谓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罪与罚?

小说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名法律系大学生,故事发生时已因穷困而辍学。为实现其英雄梦想,他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及其妹。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心理煎熬后,最终向警察局自首,被法庭判刑八年,流放至西伯利亚接受苦役的惩罚。小说主要讲述的便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承认自己所犯罪恶的历程。

对于一般人而言,杀人即为犯罪,这几乎是天经地义之事。而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杀死一个“对社会毫无益处”的老太婆,就真的有罪吗?“我杀了一只可恶的、有害的虱子,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她对谁也没有益处,她吸穷人的血,杀了她可以赎回十桩罪,这算犯罪吗?”这种对“罪”的理解,直到拉氏心理崩溃前的最后一刻,都还没有放弃。他的理论建立在对人的价值的不同划分上。在他看来,人可以分为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平凡的人,只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不平凡的人,则可以僭越常规、蔑视法律,可以“为着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状”,“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泊”。这样的人是“全人类的恩人”,拿破仑便是他心中不平凡之人的典型楷模。而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则符合“平凡的人”的一切特征,甚至还很可恶,于是成为拉氏实现其英雄梦想所选定的第一个目标。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智商并不低,甚至可以说很高。他杀人不是一时的情绪冲动,不是为了抢夺财物,他有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做支撑。除了自己内心深处认同的价值准则,他几乎不承认任何外在的规范。社会既成的法律、上帝,他都不相信。要让这样的人承认自己杀人是有罪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陀斯妥斯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安排拉氏从犯罪现场侥幸逃脱,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罪证,避免了拉氏被外在的国家机关直接逮捕,从而得以展开很长的篇幅,让拉氏认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并自首。

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承认自己有罪的关键人物是索尼雅,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索尼雅为了父亲、继母及三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弟妹,选择了卖淫来养活一家人。她信仰上帝,有着基督徒的博爱与宽容精神。她隐忍、怯懦、顺从、对人和气,勇敢地承受命运的苦难,并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一切的禀赋,让拉斯柯尔尼科夫选择了她,向她讲述了已压得他喘不过气的遭遇。在与索尼雅的对话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没有认识到生命的神圣与不可侵犯,自以为掌握了裁判人生死命运的权利!

他们的对话中有这样很关键的一段。拉斯柯尔尼科夫假设让索尼雅决定卑鄙的卢仁(侮辱过索尼雅的一个人物)和她的继母谁生谁死,索尼雅说:“您为什么要问不能问的事?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干嘛?这由我来决定,哪会有这样的事?谁委我做法官来决定让谁死,让谁活?”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道:“如果这里面有天意,那你就毫无办法啦。”

索尼雅的话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没有人有权利来私自决定他人的生死。但拉斯柯尔尼科夫却用“天意”二字反驳索尼雅的观点。他所说的“天意”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需要回到小说一开头,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老太婆之前的种种细节。

拉斯柯尔尼科夫早已形成他的“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的理论,并写成论文发表在杂志上。但在杀死老太婆之前,这个理论只是空想,并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性。后来,家庭的穷困让他辍学。辍学后,他经同学介绍,到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处抵押借债,开始动起了邪念。而正当此时,他恰巧又在餐馆里听到另一个大学生发表和他的观点相一致的看法。这个偶然巧合让他觉得神奇,他开始感到某种“天意”。于是,不久他再去老太婆那儿抵押借债,但实际目的是踩点。恰巧,这天他又偶然听到与老太婆同住的她的妹子第二天晚上不在家,给他杀人提供了合适的环境。这又是一个偶然巧合。于是,这一切的巧合成了某种神秘的命运安排,让他得出“杀死老太婆是天意”的结论。而同时,母亲的来信让他觉得自己背负了家庭的希望,这太沉重,他想要摆脱这一切,寻找一条新的出路,让生活有所改变。而这条路,就是杀死老太婆,迈出成为“全人类的恩人”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揭开拉斯柯尔尼科夫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崇高理想,揭开他那当“全人类的恩人”的英雄梦想,一切都可以用最通俗的四个字来解释,那就是“权力欲望”。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雅谈话时,有这样一段自我剖析:“现在我知道,谁智力强精神旺,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谁胆大妄为,谁就被认为是对的。谁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谁就是立法者。谁比所有的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确!……权力只给予敢于俯身去拾取的人。这只需要一个条件,仅仅一个条件:只要胆大妄为!”在索尼雅看来,这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全部信仰和准则”。

然而,这所谓的“天意”,这可怕的对权力的追逐,终究敌不过生命的神圣与尊贵。从道义与原则上来说,无论是谁,都不应该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践踏他人的生命。不管希望实现理想的人,其理想有多么崇高,其追求的目标有多善,其关怀之指向是多少人的幸福;也不管被践踏之人的社会地位有多么低微卑贱,不管这些人的品性有多么恶劣,“英雄”都没有权利去私自决定他人的生死。

拉斯柯尔尼科夫终究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普通的、与所有人平等的地位。这种平等,是无关乎智商高低、地位高下的平等,是普天之下最朴实、最本真的平等:生命之平等,一切生灵都是平等的!面对亵渎生命之神圣与平等的罪孽,拉斯柯尔尼科夫最深刻的忏悔,便是匍匐于大地,在吵闹的城市广场上,深深地亲吻这片土地!

形式上的惩罚,便是八年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涯。苦役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没有任何苦楚可言。他可以忍受任何物质环境的恶劣、劳动的重负。但他却无法忍受精神上的无可依靠!对于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崇高的理想才是他赖以生存的力量。而现在,理想破灭了,他要怎样才能继续生存?

陀斯妥耶夫斯基给出的答案是:爱情。索尼雅陪着拉斯柯尔尼科夫去了西伯利亚,与他共同度过八年苦役生涯。尽管索尼雅一直陪伴着他,拉斯柯尔尼科夫也一直依赖着她,但他实际上并没有从一开始便意识到“爱情”。直到流放一年后,拉斯柯尔尼科夫从理想的破灭中慢慢地苏醒过来,他才发现了爱情之光。“爱情使他们获得了再生,对那一颗心来说,这一颗心蕴藏着无穷尽的生命的源泉。……生活代替了理论,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应该在意识里形成了。”

陀斯妥耶夫斯基为拉氏寻找的出路是爱情,是生活,那理想呢?理想从此让位于爱情与生活了吗?我们无法从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找到直接答案,他八年流放生涯结束后的生活,并不在小说的叙述范围之内。最准确的答案,需要从书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身上寻找,那就是拉祖米兴。

拉祖米兴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大学同学,后来成为了拉氏之妹杜尼雅的丈夫。“这是一个异常乐观和健谈的青年,他的善良达到了憨厚的程度。但是,在这种憨厚里是蕴藏着深挚的感情和自尊心的。”而拉祖米兴最大的特点,就是务实。

摘录出他的一段谈话。“求实精神是不容易获得的,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差不多有二百年光景脱离了实际生活……不错,各种思想层出不穷,善良的愿望是有的,虽然是幼稚的;甚至正直的行为也能发现,虽然骗子多得不得了;但求实精神还是没有!”

对不少社会问题,他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问题所在:“您所说的那个讲师在莫斯科就是这样回答他为什么伪造有奖债券的:‘大家都用各种手段发财,所以我也急于想发财。’他的原话我记不得了,但意思是,不花本钱,尽快地不劳而获地发财!大家都习惯于享受现成,仰赖别人,吃别人嚼烂的东西。”缺乏务实的精神,是拉祖米兴眼中问题的根源所在。

拉斯柯尔尼科夫便是不务实的极端表现。他执着于自己的理想,执着地偏于幻想,脱离生活;他执着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执着地渴望一蹴而就,而不是脚踏实地。于是,他以理想之名,犯下了罪恶!

这不能不说是对理想主义者的一个警钟。理想,并非建立在乌托邦之上,它首先需要我们审视自己、认识自己,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在了解自己的长处与局限的基础之上,运用自己的能力,付出实际行动,解决掉一个个棘手的问题,一步一个脚印构筑出来理想的城堡。

理想,是一种观念,是游荡在精神世界里的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试图实现这概念的理想主义者,都不能忽视人的价值。任何试图以牺牲少数人的生命去实现理想的行为,都值得警惕。

抽象的概念,远远不及具体生动的人更值得我们珍惜。


文章作者: 守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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