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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一部夏商周启示录 许宏作序；罗新+许纪霖+刘苏里+杨斌一致推荐 许宏：“这书读起来就让你放不下，最后，我要用‘震撼’二字来形容自己的感觉和心情了。” ★界碑：从这本书开启中国史的阅读！ 本书带有界碑性质，作者攀爬到了该研究领域的顶端，还将是同类研究和写作绕不过去的作 品。 同时，它还设立了一个出发点：凡对古典中国思想、信仰、伦理、风俗，以及政治、制度有兴趣的研究者或普通读者，可以先从这本书开始你的探索。 该部作品还是过往几十年社会承平和财富积累的结晶，让我们在再次进入幽暗的历史通道前，一窥我们这群人何以如此，何以至今。它将予我们鼓励，认识自己，直面未来。 ——刘苏里 万圣书园创办人 ★数学家的逻辑，文学家的想象 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不仅要数学家的逻辑，还要文学家的想象。由此观之，李硕的《翦商》，宏大处堂堂正正，细微处绵绵实实：详述了人祭现象在早期华夏文明的出现和消失，以及为什么“武王克商”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替，更是华夏文明形成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命。 因此，我愿意以“商周变革”来归纳李硕的洞见：对于华夏文明而言，这场变革比两千年后的唐宋变革的意义更深、更远！ ——杨斌 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员，《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作者 ★用考古成果读懂玄奥文献，重构武王伐纣的历史认知 在传统的上古历史叙述中，商周易代的面目是模糊的。对于背后的细节，我们知之甚少。纣王“无道”的表现有哪些？商朝王室的贵族生活是怎样的？商朝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祭祀之间有何秘密？本书运用大量现代考古发掘的成果，对应甲骨文卜辞及《易经》卦象，将费解的言辞重新释义，为读者揭开了华夏上古历史中重要的一页。 王国维之后，商周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而李硕则把这一重要性，形象生动地描画了出来。 ——罗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再现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 第一王朝夏朝（二里头）沿袭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杀人献祭的风俗，并在商朝登峰造极。周文王因受商纣王怀疑而被作为人牲拘禁在殷都，长子伯邑考也被纣王献祭。此后，文王发展出《易经》的卦、爻辞体系，并记录了周文王亲历和认知的诸多事件，最终目的是推算“翦商”的战略。 武王灭商后，曾模仿商人的人祭行为；武王死后，由周公辅政，彻底禁绝了人祭宗教，销毁了有关商代人祭的文献记录，并制造出一套没有人祭的理想化历史叙事，以及基于“德”的世俗政治与道德体系。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本书从人祭开始，讲述了商朝的祭祀与战争为何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以及殷周之变是如何发生的。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发掘上古时代的人文精神，追忆华夏文明的启蒙熹光 向起源回溯，商周易代正是华夏新生的起点。这并非一次简单的朝代更迭。周朝所开启的礼乐文明，取代了商朝的鬼神文化；周公和孔子的人本主义，战胜了武丁与纣王的“宗教神秘主义”，为中国人的信仰奠定了基石。 ★青年历史学家、《南北战争三百年》作者李硕重磅新作 李硕著有《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等有影响力的历史著作；本书则深入上古史，用鲜活的叙述，深入探索了商人与周人的民族起源、信仰习俗、战争军事与日常生活，将故纸堆与遗址变成了生动的情节故事，用史料赋神话中的人物（姜太公、周文王、商纣王……）以血肉。 【内容简介】 “李硕中国史”开篇之作，从这本书开启中国史的阅读！ 本书主要讲述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从距今四千年前夏朝（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到三千年前商朝的灭亡、西周建立，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华北地区形成了杀人献祭的原始宗教。第一王朝夏朝（二里头）也沿袭了这种人祭文化，并在随后的商朝登峰造极。周族僻处西部，本没有人祭传统，但他们曾投靠商朝，为商朝捕猎用于献祭的羌人。周文王因受到商纣王怀疑，被作为人牲拘禁在殷都，最后，文王的长子伯邑考被纣王献祭。文王学习了商人的易卦占算技术，发展出《易经》的卦、爻辞体系——记录周文王亲历和认知的诸多事件，最终目的是推算“翦商”的战略。 武王灭商后，曾模仿商人的人祭行为；武王死后，由周公辅政，彻底禁绝了人祭宗教，销毁了有关商代人祭的文献记录，并制造出一套没有人祭的理想化历史叙事，以及基于“德”的世俗政治与道德体系。 周公的这些举措，开创了新的华夏文明。五百年后，孔子编辑儒家“六经”，系统整理周公的理论成果。周公和孔子塑造了儒家学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 概而言之，本书借助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梳理了上古人祭风俗产生、繁荣和消亡的全过程，以及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再现了古人（周人）为终结商朝和人祭风俗付出的巨大努力，使我们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
作者简介
李硕，青年历史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和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历史地理研究。
著有《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等，在《学术月刊》《历史地理》《敦煌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读书笔记
【整体感受】
自周文王开始、历经武王、周公旦、成王，祖孙3代4人不遗余力的彻底把商朝的宗教传统和历史记录翦除抹去。只因为这里既埋藏着周人对商文明活人献祭（甚至吃人）的恐惧，也夹杂了周朝先贤们不光彩的帮凶记忆
周人原本只是商朝西部边陲的小部落，也曾被商人捉来做活人献祭用，后来靠帮商人当狗腿子捉周边的羌人当人牲，才一步步混成了商朝承认的一方诸侯。但商人残忍的宗教习俗，给周文王造成了无法磨平的伤痕，一方面他曾一度沦为商人的奴隶差点就被献祭了；一方面他的大儿子被商人献祭给了鬼神，还强迫文王亲自品尝被剁成肉泥的儿子
上述经历促使周人推翻商朝后，系统性的翦除那些历史记忆，也让华夏文明骤然转身，非常“早熟”的逃离了宗教神鬼的束缚。并在破除旧文明的同时，把周人作为边陲小邦的那些隐忍含蓄、对外界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的生存之道，抬升成了华夏文明的基调，而非商朝的那种近乎西方文明的直率冲动、灵活跳跃、自信麻木
【零散记录】
- 夏之前的世界：是一些算不得文明的小国家，从一开始单独村落、到后续的多个村落联盟。那个阶段很漫长，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才形成了跟现在一两个县大小类似、下辖3-5万人的小国
- 大禹治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地球还处在一个温暖时代，小冰河期还没来。那个时候江河下游的冲击平原还不是很适合农耕，而是广泛的湿地沼泽。大禹治水固然有治理水患的成分，但更重要是当时中原地区人民给沼泽放水以便耕种，这种行为后来以神话的方式被记录。那个时候很多部落国家的崇拜都是跟水泽动物相关，比如龙；比如大禹和他父亲鯀（读“滚”），都是跟鱼虫有关的水生动物
- 二里头夏朝：其实按照严格的文明定义，夏朝只有青铜和城市，还没有文字；只有商朝才有自己的文字，才能算狭义的文明。夏朝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概念，更多只是一个小核心、因为拥有青铜铸造技术且农耕水平不错，被周围部落广泛附庸。在语言、文化、政治上都没有强有力的控制
- 商的来源：地理位置上商人生活区域更接近沼泽湿地区域，他们的生活也更接近于游牧方式，他们的始祖在甲骨文中被记录为意为水牛的甲骨文。因为游牧，所以他们确实也从事商业行为颇多，因为广泛的结交夏周围的部落，后来趁夏内部矛盾加剧协同盟友们一起灭亡了夏朝，开创了自己的朝代
- 商的扩张：可能正因为是游牧部落，结合了高级的青铜锻造技术，对外扩张成了他们的王朝特征。商人建造了后续1000年都少见的大型粮仓，可能就是为了当时的征讨
- 人祭的底层逻辑：商一开始杀戮并不重，但随着王朝扩张和征伐，继续通过一些行为塑造群体认同，杀外人祭祀上帝就成了一种国家级的宗教行为。在那个鬼神信仰泛滥的时代，商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死后会成为天上不同等级的神鬼，并干预人间的大大小小事务。当然神鬼之间也会有冲突，最重要的是神鬼的性情是难以琢磨的、不受人世间控制的
- 商人的思维观念：在商人的眼里，世界是冷酷的，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他们不认为鬼神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或者说，商人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自然也不会想象鬼神能有。商人认为鬼神会随时、随意给任何人降下灾难，大到灾荒和战乱，小到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都有鬼神在背后操纵，即便是商王也难免。但商王又是唯一可以通神的存在，他本身就是神人一体、政教合一的
- 周人的起源：周人居住地环绕着羌人，一开始是商朝并不在意的边陲小部落，后来为了攀附商朝，还帮商人征伐捕捉周围羌人作为人祭
- 《易经》是干嘛的：《易经》并非文王专门编写的算命教材，而更像是他自己的练习簿，所以内容驳杂，有大量的私人琐事。从萌生翦商之念始，文王就反复将其代入和推算，并随时验证、修订和增补，希望总结出一套最精确的占算方法，而最终目的，当然就是在消灭商朝的战争里运用这套预测技术。周文王把自己翦商的一些想法和推算练习，都深埋在《易经》里，也包括很多帮助商朝做的非人勾当，好在措辞比较隐蔽。后世为了维护周朝先贤的形象，周公开始系统性的做了全新的诠释，才变成了现在大家理解的《易经》
- 姜太公的意义：姜太公作为周文王最重要的盟友，初始并不姓姜，应该是后续周朝建立后类似的赐名（同羌人）。他曾长期作为商朝贵族的奴隶，生存在商都城内，所以对商的情况很熟悉。同时他又本是羌人，可以帮助周文王修复与周围羌人的关系
- 商人与周人的区别：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而在阴谋翦商的十余年里，这种个性更是表现得无以复加
- 周人灭商：一开始文王还是利用宗教号召同盟，而且仅仅针对纣王，并非针对商整体。在牧野本来是寡不敌众的局面，好在有商朝内应助力，才捡漏一般推翻了商纣王。纣王之所以能被作为靶子，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本身商人的性格太过典型，而且把人祭的范围扩大到了商朝贵族身上（比干），引得商朝贵族人人自危，才有了文王的可趁之机
- 彻底清除商：虽然占领了朝歌，但真正让商朝民众臣服又很复杂。文王发挥了连哄带骗的策略，依然是借助商人的鬼神宗教崇拜；但武王旋即去世后，留给周公旦的命题就是怎么解除这种近乎狂热的宗教习俗。答案仍然是来自文王的思想遗产，文王在《易经》中的研究，主要就是“易”，万事万物皆可更替倒转，好的可以变成坏的，兴盛也可以变成衰败。周公进一步做了把鬼神和世俗解绑，以“德”来解释朝代兴衰更替，并且世俗间的“德”可以影响事物的发展兴衰，而不再是靠捉摸不定的鬼神来统治世俗
- 商周性格对比：殷商统治者尊崇神，要求民众必须敬神，对鬼神的重视程度超过正常礼俗，对民众的刑罚多于奖赏，多威严而缺少亲和力。这造成了民众性情躁动不安、争强好胜、缺少羞耻感的缺点。周朝统治者则推崇世俗的礼仪，对民众比较宽容，虽然敬拜鬼神，但不让它们干预人间事务，更重视人间的世俗秩序和信用，人间的身份等级则依据爵位高低有所区别，有亲和力，但缺少威严。这造成了民众趋利且心计巧诈，善于掩饰欲望和自我包装，心中少有真诚，奸滑而有欺骗性的缺点
- 华夏文明的转向：使华夏文明突然转向的根源，是周公一代人无法言说的恐惧，就像武王周发的惊梦。他们可能都在殷都生活过，不仅目睹了商人的血腥献祭，甚至兄长伯邑考的惨死。恐惧使武王更加依赖人祭宗教，而周公则极端憎恨人祭宗教，势必将其彻底灭绝。这是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解脱路径。概而言之，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