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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英] 卡尔·波兰尼 译者 冯钢 刘阳) .pdf
内容简介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常常要面临来自人或自然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在这些重大挑战交汇的关节点上，人类社会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众多思想家的思考，他们试图探寻这场全人类危机的深层根源，并努力寻找逃离困境、走向光明的道路。 卡尔·波兰尼就是这众多思想家之一，凝聚其深刻洞见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于1944年在美国首次出版，随即被誉为20世纪该领域最重要、最具创造性的作品，并经受时间考验，成为“20世纪的经典之作”，启发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术议程。 《大转型》一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型，揭示了伴随这个过程所发生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大转变。波兰尼不仅精当指出了自我调适的自由市场的内在缺陷，还准确预言了这种“市场经济”对人、自然、生产组织的严重破坏及其悲剧性的社会后果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对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仍极具启发与参考。
作者简介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1886年10月25日出生于奥匈帝国匈牙利王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1924年移居奥地利，1934年起先后迁居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曾执教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本宁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诸多学术机构，1964年4月23日与世长辞。波兰尼著有《大转型》《达荷美与奴隶贸易》《人的生计》《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合著）等作品，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家、经济人类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之一。 冯钢， 1986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现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社会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及现当代社会理论。主要著作有《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1992）、《文化轨迹与社会变迁》（1999）、《马克斯·韦伯：文明与精神》（1999）、《社区：整合与发展》（2003）、《转型社会及其治理问题》（2010）。 刘阳，安徽宣城人，1980年生，浙江大学社会学硕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目前就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作品包括《把系统性治理带回来——对社区多元参与治理模式的反思与深化》（论文）、《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合译）等。
读书笔记
《大转型》提要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1886-1964）出身于一个匈牙利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生于维也纳，十几岁时随家迁回布达佩斯，1906年入布达佩斯大学学习法律。1908年波兰尼被选举为新成立的布达佩斯大学学生思想政治团体“伽利略学圈”的首任主席，此后他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14年，参与组建了了“国家公民激进党”。一战爆发后，他参军上前线，1917年带伤回到布达佩斯。1919年，他离开匈牙利前往维也纳，开始他长期的流亡生活。在维也纳期间，他参与编辑中欧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杂志《奥地利国民经济》。1933年希特勒上台，波兰尼又被迫流亡去了英国，成为工人教育协会的讲师。1941-1943年间，他得到一笔研究资金，在美国福蒙特州伯灵顿学院完成了《大转型》，这本书1944年首先在美国出版。二战结束之后，波兰尼到美国，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经济史的副教授。退休后，波兰尼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与妻子一起颐养天年，1964年逝世。
波兰尼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院学者，他的著述并不很多，除了本书，还有论文《法西斯的本质》（1935），与学生一起编的文集《早期帝国中的贸易与市场》（1957），身后出版的著作《达荷美的贸易》（1966）和论文集《原始、古代和现代的经济：卡尔·波兰尼文选》（1968）和由学生整理出版的笔记《人类的生计》（1977）。
波兰尼生前是美国经济人类学中实在论学派的创始人，在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有广泛的影响。到了20世纪末，随着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弊病逐渐凸显，人们开始重新重视波兰尼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性思考。本书作为他的代表作，也于2001年在美国得到再版，本文也将根据大陆中译本，集中梳理这本著作。
一
波兰尼在全书一开篇就说：“19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大转型》，第3页，以下只标明页码，部分引文有文字改动）而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解释这个文明的瓦解。为了做到这一点，波兰尼首先要阐明这个文明本身的特点和构成要素。
波兰尼认为，19世纪文明是由四个制度要素构成的，第一要素是势力均衡体系。这种不同政治实体间通过“抑强扶弱”、自发地找平衡的体系在西方历史上不只存在过一次，但历史上的势力均衡体系只有依靠不断地在政治实体之间爆发局部战争才能自我维持，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势力均衡体系有一个崭新的特点，就是它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维持了欧洲的大体和平。波兰尼认为，以“国际金融”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与这种势力均衡体系的结合，造就了西方一百年的和平。“国际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经营金融业务，一方面追求一种“和平利益”，使和平成为国际政治体系追求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又在组织和资源上都有能力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使势力均衡体系有能力去保持和平。
通过这样一个分析和叙述，波兰尼想说的是，在19世纪，表面上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的势力均衡体系，它发挥作用，要依赖于潜藏在它之下的国际经济体系，而“一旦势力均衡体系所依赖的世界经济崩溃，它就不能确保和平。”（4）
四个制度中的另一个即国际金本位制。前文中，波兰尼已经试图向人们表明，“自19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解体，是1914年政治紧张和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18）但当时的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一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安排，虽然想要维持和平，但真正有可能维持和平的势力均衡体系已经被由战胜国组成的集团对战败国的压迫所取代了，而且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超主权的国际结构。由于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有效的国际体系，人们不得不去片面追求“作为第二道防线”（18）的经济上的国际体系，其代表就是国际金本位制。这种制度成为一战之后各种政治力量的信条，但由于“大战及战后条约”已经将国际经济体系“彻底毁灭了”（19），所以，重建和维持国际金本位制的过程，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经济张力的过程。
国际金本位制的重建和维持积聚了巨大的张力，因此它的崩溃也释放出巨大的力量，促使西方世界在1930年代发生从制度到理念的根本性变化，其代表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新经济政策（23）。波兰尼强调，虽然这种变化是金本位制的崩溃引发的，但是它有更为深刻的根本原因。因为一方面，“势力均衡体系是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并且，部分地通过金本位制来运转”，另一方面，“金本位制仅仅是想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一种尝试”，（3）所以，最终，“引发灾变的根本源头在于经济自由主义建立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努力”（25）。波兰尼自己也意识到，把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文明解释成由几个制度性的“基础要素”构成，这看起来是“粗俗的唯物主义”，但是他强调，这种解释方式用在别的对象上虽然未必合适，但用在19世纪文明上却再恰当不过了，因为虽然
所有社会都受其经济因素的限制，不过，只有19世纪文明是建立在不同的或者独特意义上的经济之上的，即它选择将自己建立在某个动机之上，而这个动机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被当作是正当有效的，更从未被提高到这样的高度，即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行为和活动的正当性标准：这个动机就是获利。（25）
这种以获利为支配性动机的社会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由此，波兰尼转入了他这本书真正的理论主题，即对市场经济的前史、它的独特性和它在历史中的展开的讨论。
二
市场经济是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工业革命一方面造成了“生产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另一方面却造成了“普通民众灾难性的流离失所”（29），这种悖论性质是不是跟市场经济的性质有某种内在联系？人们习惯于把工业革命仅仅看作技术革命，但波兰尼认为它有深刻的社会意涵。
为了帮助理解这一点，波兰尼引入英国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期的圈地运动，进行类比分析。单从技术上或者经济上看，圈地运动是进步性的，它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促进了英国生产结构的转化，甚至在与特定经济制度结合下，能够提高大部分居民的收入。从这个角度看，英国当时的君主政府和贵族对圈地运动的阻挠和延缓似乎是逆潮流而动。但是，波兰尼指出，19世纪经济史家的这种指责是一种时代错置，是不假反思地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圈地运动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增加就业和收入，这是以市场经济体系存在为前提的，而那个时候这个前提并不存在；另一方面，虽然圈地运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但这个转变以不同速度完成，却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正是英国的君主政府通过延缓这个转变，使得社会获得了调整自己以适应它的时间，避免了大范围的灾难性后果的出现。
波兰尼对圈地运动的历史分析，其实是想说，历史上大的经济转变应该分开两个层面看：一个是像技术革新或者海外市场开拓这样的给定的经济机会，在这个层面上，经济转变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共同体在面临这种经济机会时，构建怎样的经济制度、采用怎样的转变路线，来适应和利用这种给定的经济机会，却是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不同的选择取得的效果也会大不一样。
工业革命就是人类历史上两三次这样的经济机会之一。它之所以在英国造成了巨大而广泛的社会灾难，就是因为当时施行宪政的阶级政府（34）过分相信自发调节的教条，没有主动地调节共同体适应工业革命。在自发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原先的商业社会中），工业革命形成的机器大生产会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经济运转的基本机制，因为
精密机器的成本是昂贵的，所以要等到大量商品被生产出来才能得到补偿。只有商品的出路是有可靠保障的，而且生产不必因为机器生产必需的基本要素的缺乏而中断，机器生产才能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持续运转。这对商人来说意味着所有相关的要素都一定是待售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准备为它们付钱的人来说，它们必须保证付钱人所需要的任何数量。（36）
在商业社会的情况下，达到上述要求的唯一方式是产生一个既包括产品市场、也包括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引起的变化的深刻性在于，为了维持生产的连续性，它把作为原材料的自然和作为劳动力的人都变成了商品，使社会从属于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转。更进一步看，由于在这个体系中，一切收入的取得都看似“来自某种东西的出售”，所以，社会成员行为动机会发生根本变化，从生存的动机变为获利的动机（36）。
那么，在市场经济体系出现之前，人类社会是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来生产和分配物质产品的呢？人们参与这些经济活动的动机又是什么样的呢？根据当时最新的经济史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波兰尼认为，与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家设想的相反，人类并不是有倾向于交换的天性，最初劳动分工的发展也并不依赖于市场的存在。如果说人类有普遍本性的话，那就是“不变的社会本性”：
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富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务能够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在每一种情况中，经济体系都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的。（39-40）
这段话讲的就是著名的“嵌入（embedded）”概念。在波兰尼这里，嵌入包含相互关联的两层意思：一方面，人们从事活动，哪怕是今天看起来是满足经济需要的活动，也不是出于明确的经济动机，而是出于责任、荣誉之类的社会动机；另一方面，社会结构中也不存在专门用来满足经济功能的制度，亲属制度、政治制度或者宗教制度等等也附带担负者经济功能。现代人想要理解这一点比较困难。我们很难体验到的是，早期社会甚至很多传统社会中，人们是生活在仪式里的：并不是人们去被动地表演仪式，而是仪式塑造人本身，仪式能够把人的激情与社会的目标完美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经济制度的这些功能本身，完全被强烈而生动的仪式体验所吸收，这种仪式体验为整个社会体系框架内完成的每一个行为提供了异常丰富的非经济动机。”（41-2）
波兰尼从人们的行为原则与社会的制度安排两方面分析人类历史上与经济功能相关的方面。他认为，从分析上看，存在过互惠、再分配和家计三种有经济功能的行为原则；与此对应的分别是对称、辐辏和自给自足三种制度模式。互惠这个概念有点容易引起歧义，似乎表示两方行动者交替回报对方的好处，但实际上，互惠并不是发生在双方之间，而是一种单方的施与行为，只不过这种施与行为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前后接替，所以每个行动者的给予都会得到报偿，尽管报偿不是来自他给予的对象。正如“库拉贸易”活动所显示的，通过社会结构中的对称性制度模式，互惠行为能够不局限于简单的亲族组织，而在很大的时空尺度中交流大量的、种类繁多的物品。再分配似乎是历史上更常见的经济行为原则，从原始的狩猎部族，到广袤的大帝国，只要存在政治权威，存在辐辏型的制度模式，再分配原则就会发挥基础性或支配性的作用。自给自足的家计原则，适用于封闭的群体。这种经济组织方式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比较自然的（所谓“自然经济”），实际上，它在时间上是晚出的，到农业社会出现之后才有，而且它的实际运作方式，不过是互惠和再分配的组合，所以波兰尼后来在别的著述中取消了这一分类。但它对农业社会中的经济形态确实有直接的解释力，而且波兰尼特别推崇的亚里士多德对家计与牟利两种经济动机的区分，也是以家计原则为基础的，所以，家计原则仍然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
在西方的现代时期以前，市场并不重要，以至于“在回顾过去各种经济制度的历史时，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将这种机制忽略掉的”（48），但由于它在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所以波兰尼不得不对它的历史进行详尽考察。
19世纪经济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当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市场是从古代由小变大、由简单到复杂，逐渐演化发展过来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形成，是历史上市场演化和扩张的自发、自然的结果。波兰尼结合最新的经济史研究指出，历史上自然存在的市场并不是竞争性的，远距离贸易形成的市场是为生产的地域分工服务的，而地方性的小市场则局限于交易当地货物，这两种市场的运转原则不是竞争，而是互补性的交换。在这种非竞争性的市场里，供给和需求都力求稳定，并不通过价格来调节，相反，价格往往是通过习俗固定了的。而且，即使是这样的市场，也是被习俗牢固地限制在城镇中的，而且远程贸易市场与地方市场被严格地相互区分，它们根本就不可能自然地发展和扩张。真正依靠价格来调节供需的竞争性市场，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所谓国内市场，这种市场恰恰是在政府强力干预下才形成的。地理大发现引发的商业革命催促欧洲的民族国家化，“迫使农业大国中的落后人民组织起来从事商业和贸易。”（57）重商主义为了增强国家的竞争力量，致力于打破地方壁垒，统一国内市场。但是，这样形成国内市场并不是一个放任的经济领域，相反，中央政府只不过是在全国的范围上复制了城镇政府对经济领域的控制。即使在这个时候，围绕着市场形成的经济体系也不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真正的基础仍然是“为生存而新老的农民自给自足的家计”。
波兰尼坚持认为，尽管重商主义政策大大扩展了市场的规模，增大了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但这些市场跟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形成的市场经济有质的不同，前者并不自然演变成后者。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完全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调节货物的供给和分配，市场模型的正常状态是：“所有的收入都源自市场上的出售，而收入也将完全能够购买生产出来的所有货物。”（60）利息形成资金提供者的收入，地租是土地提供者的收入，工资是劳动力提供者的收入，而货物的价值则是企业家提供的服务的收入：这个体系的运转要求没有人能够从市场之外获得收入，因为如果有这样的收入，它形成的购买力会得不到满足，市场体系形成的封闭循环就被打破了。在这样一个市场体系中，价格机制是核心机制，为了保证它的有效运转，必须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些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当成商品，“唯其如此，它们才成为与价格相互影响的供求机制的操控对象。”（62）。而在重商主义时期，虽然市场大大发展，但劳动力和土地仍然处在封建性制度的保护之中；新形成的中央权威与旧的地方性权威同样地反对将劳动力和土地商业化。此时，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是由商人来组织的，他们通过发包的方式依靠农民家庭手工业进行生产。尽管此时这部分的生产活动已经脱离了传统状态，变成了“赤裸裸的获利动机”（64）下的行为，但是，工业生产不过是“商人通过买卖形式组织起来的商业活动的附属品”（65），这种生产活动可以随时中断，既不会给商人造成严重损失，也不会给从事这种生产的农民手工业者的生活造成根本威胁。
复杂精密、专业化的机器和工厂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状况。这个时候的生产投资不得不变成包含巨大风险的长期投资。像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这样一些生产要素，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时断时续地供给了，生产必须要有连续性，生产要素的供给必须组织起来，而“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它们的供给只能由一种方式加以组织：即让它们变得可以通过购买而获得”。（65）就是这样，机器大生产要求产生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要求土地和劳动力变成商品。
然而，劳动力是人的一种属性，劳动力变成商品，意味着原先处在种种社会纽带和社会保护中的人变成四处漂流的“自由”劳动者，这种根本转变是如何可能的呢？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手术需要两个条件才能进行，一个是最广大的社会动员，包括劳动阶层自己也要相信建立劳动力市场比不建立要好，另一个是理论上的准备，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创造是在社会肌体上进行的活体解剖”，而“只有科学提供的保证才能坚定进行这种解剖所需要的决心”（109）。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实施帮助形成了上述两个条件。
早先英国的劳动法律体系具有父爱主义特征，它推行强迫劳动原则，有劳动能力者一定要劳动，可以由教区提供工作岗位，没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则由教区提供救济。为了防止穷人为寻找好的救济条件而盲目流动，英国又颁布了《安居法》，规定人们原则上不许流动到教区之外。这种“教区奴役制”严重限制了蓬勃发展中的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要，1795年，《安居法》被部分地废止了。但此时，在几个方面的历史原因共同作用下，乡村地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牵头制定和实施了斯品汉姆兰法，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劳动者提供工资补助：只要你参加劳动，无论雇主提供怎么样低的工资，教区都会补足它跟标准工资的差额。这样的济贫方法改变了原先的强迫劳动原则，在波兰尼看来，虽然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却造成了多方面的严重后果：首先，它鼓励懒惰、怠工，大大降低了劳动的效率；其次，它抹平了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的有尊严的穷人和“好吃懒做”、依靠救济过活的“赤贫者（the pauper）”之间的差别，造成了劳动者阶层普遍的道德退化；最重要的是，机器大工业将劳动者从自身原有的社会纽带中攫取出来，这些劳动者只有形成新的纽带——形成一个新阶级——才能重新过上属人的生活，但斯品汉姆兰法令“这一暧昧的博爱主义行动阻止了劳动者将自己构造成一个新阶级，并由此剥夺了他们避开在经济磨盘里那被注定的命运的唯一手段”（86）。
斯品汉姆兰法令实施的后果，向公众，也向劳动阶层，从反面证明了建立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它也启示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这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正面论证市场经济是“自然的无情法则的产物”（109）。法令实施期间，出现了悖谬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经济总量在迅速增长，另一方面穷人的数量却与日俱增。慈善家试图缓解这个现象，观察家努力解释这个现象。慈善家的努力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观察家的解释最后汇成一个主流，那就是经济社会中的贫富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自然问题：只有饥饿才能驱使穷人劳动，他们永远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唯其如此，劳动才会持续，财富才会积累，这是上帝设定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平衡，任何慈善家试图打破这种平衡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波兰尼指出，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彻底地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思考，经济法则的基础不应该是自然，而是“最好基于价格”（106），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中，劳动者由于贡献了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他的收入会随着总产出的增长而增长。之所以在斯品汉姆兰期间劳动者生活境遇没有改善，是因为这个法令破坏了市场经济在收入分配上的有效运作。
但是，如果撇开纯粹经济理论而从思想史意义上看，古典经济学家误把自然和自然法则作为经济理论的基础，实际上是用虽然错误、但更加彻底有效的方式，帮助完成了本该完成的思想革命——因为未来真正的市场经济，确实要求把经济领域当成仿佛是自然的、自我调节的领域，要求经济与政治彻底分离。简而言之，斯品汉姆兰法令启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新济贫法的制定、为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市场社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934年新济贫法的颁布，标志着市场经济的确立，西方社会也由此开始经历长达百年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起而保护社会免于市场侵害的“反向运动”。市场经济要求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虚拟化”为商品，让它们跟随支配它们的资本“根据不同部门的利润自动平衡的要求从一个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流动”（113）；反向运动则反对这三个方面的商品虚拟化，这些反对措施表现为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干预主义”。
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柱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它看来，市场经济在实际运作中之所以遇到重重困难，就是因为一些思想保守、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势力阻碍了它的彻底化。波兰尼认为，如果能够证明针对市场经济的反向运动并不是“集体主义阴谋”引导的，而是完全自发产生的，就能攻破经济自由主义的诡论，因为这将证明，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危害性，从而，它的彻底化不会消除困境，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为此，波兰尼一方面结合历史事实指出，“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119）；另一方面，他指出，干预行动在领域上的广泛、在采取速度上的迅捷、在意识形态背景上的多元性等等特征，足以表明它们完全是自发产生的。更显经济自由主义论调荒谬性的是，他们自己也难逃某些干预措施：为了维护自由市场体系本身，有必要干预市场行动者的契约自由，防止劳工联合和商业垄断。
经济自由主义的干预破坏市场经济论还有一个隐蔽的假设，就是社会上某些阶级或群体有能力完全出于自己在经济上的私利采取行动来影响整个社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反向运动就是这样的行动。尽管马克思主义跟经济自由主义在阶级立场上对立，但它的阶级分析也跟后者分享同样的假设。波兰尼认为，这个假设是彻底错误的。第一，从社会中的长期运动角度看，“阶级的命运更多地是被社会的需要决定的，而不是反过来，社会的命运被阶级所决定”（130）。一个阶级的成功“是由它能为之服务的利益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而不是它自身的利益所决定的”（133）。所以，问题不在于有阶级站出来推动针对市场的反向运动，而在于保护主义为何能得到社会上其他阶级的支持。第二，“认为阶级利益的本质是经济性的”，这也是错误的教条，因为“一个阶级的利益最直接地是指身份和等级、地位和安全”（131），它们首先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即使是像关税壁垒这样意味着利润和工资的干预措施，它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失业，“避免丧失地位的痛苦”。惟经济主义视角还造成了另外一些基本误解。经济自由主义者通过历史研究发现，工业革命期间，工人的经济生活状况有了显著提高，人口也有了迅速增加。既然工业革命不是造成了苦难而是改善了生活，那么当时对它的谴责就是出于一种“集体主义阴谋”。对此，波兰尼指出，“一场社会灾难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是不能通过收入数据和人口统计来衡量的。”（134）他引用很多例证，强调粗暴的文化接触往往会彻底破坏弱势一方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剥夺原有的社会保护组织，形成“文化真空”，造成弱势一方成员“自尊和道德标准”的丧失，这不仅造成苦难，甚至会威胁他们的肉体生存。工业革命中的市场扩张，就相当于弱势的传统有机社会文化与强势的市场经济文化的接触，它造成的苦难的性质也要这般理解。
所以，针对市场经济扩张的反向运动并不是某些阶级的个别利益使然，而是整个社会受到威胁的结果。不过，由于三种虚拟商品化各有其针对性，所以还是可以对社会反向运动进行分析性探讨。
为了形成劳动力市场，为了迫使拥有传统谋生手段的人愿意出来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必须破坏人们原有的社会纽带，破坏他们的生存方式。所以，从一开始，就有保护社会大众的需要。工人阶级自我保护的力量体现在欧文运动和宪章运动中。波兰尼盛赞了欧文运动：宪章运动是沿着资产阶级把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框架而展开的，将自己的要求局限在政治领域，而欧文主义的“标志性特点在于它坚持社会的方法：它拒绝接受将社会划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的分割”，因为”“对分离出来的经济领域的接受，就意味着承认以获利和利润原则为社会的组织力量”（146）。欧文真正想做到的是，在机器大生产的新情况下“发现一种生存方式”，重建人类的有机生活，不至于“牺牲个体的自由或是社会团结，也不至于牺牲人的尊严以及他对同伴的同情心”（144）。欧文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开启了工人自我保护的工会运动。欧洲大陆的工人阶级跟英国工人比有明显不同，他们并没有经历斯品汉姆兰式的道德退化和新济贫法、工业革命的磨难，而是直接从半农奴上升为产业工人，他们跟资产阶级并肩作战，反对封建势力，也为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在这些斗争中，他们提高了政治觉悟，积累了政治斗争的经验。虽然从政治上看，英国工人的工会运动和大陆工人的政治斗争有本质的差别，但从经济上看，它们都是针对市场经济而采取的自我保护。
传统上，土地是人们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根基，但市场经济却要求把土地商品化。商品化的方式有几个阶段，早期的农业资本主义要求摆脱对土地使用和占有权利的种种传统约束，进行个人主义化的使用；接下来的乡村工业资本主义则需要土地来设置厂房和安置劳动力；而19世纪的工业城镇则要求土地无止境地提供食物和原材料。很自然，在以土地为焦点的保护运动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主力。本来，在19世纪下半页，地主阶级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和政治影响力都应该很小了，但由于他们根据自身利益提出的保护土地的主张迎合了全社会的普遍利益，所以“获得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力”（158）。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严密体系非常脆弱，对秩序的要求极高，而农民阶级是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唯一能够站出来‘捍卫法律与秩序’的阶层”，在必要的时候能够镇压工人阶级的反叛，所以农民阶级在政局不稳的时候也获得了政治上的重要性。
生产性企业是是市场经济的象征，但悖谬的是，就算它也需要针对市场机制的某种保护。在市场体制下，企业的利润依赖于商品价格，但商品价格又跟货币的价格密切相关，而在彻底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本身也是商品，它的价格也随着供求状况波动。为了维持国际性自由贸易体制，以黄金作为货币是不可避免的，但黄金不可能像贸易量那样迅速增长，所以，贸易和生产的增长往往会伴随着严酷的通货紧缩。为了应付这种矛盾，人们在国内交易中使用代币，而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商品货币黄金，负责两者之间的保证和转换的就是一国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手段分散不平衡的国际贸易给国内货币市场造成的冲击，这样做虽然维护了经济体的稳定和国际市场经济的运转，但由于对货币的操控取代了信贷供给的自发调节，从而“将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功能降低到徒有其表的水平”（167）。
各领域的保护主义一旦出现，就会自我加强，并相互联合。保护劳动力的社会立法会跟保护土地的谷物关税、还有制造业方面的保护性关税形成连锁反应。要素和商品领域的国际市场受到阻碍之后，货币体系的流动压力加大，资金流动加速。最后，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无法使经济自行恢复，此时，不管是在国内领域还是国际领域，政治（军事）干预就成了必须的了。
帝国主义当然首先表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但它的根源确实经济性的。当经济萧条产生失业压力的时候，银行本来可以通过信贷扩张来创造就业，但中央银行保证通货安全的职责反而会要求信贷紧缩；政府也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建设公共工程来创造就业，但预算平衡的要求阻止它这样做。在金本位制下，如果无视这些职责和要求，预算赤字会导致货币贬值；银行信贷的扩张会导致造成通货膨胀，从而也造成货币贬值。这种巨大的压力迫使资本主义强国争夺海外市场、殖民地、势力范围，造成帝国主义竞争，因为他们需要殖民地来转嫁市场波动造成的巨大风险，需要这些地方来倾销产品，来保证原料供给。
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本来是需要市场中的行动者像原子那样相互作用、相互竞争，但为了抗拒市场造成的风险，这些行动者已经凝成了块，经济调整变得越来越困难，积累的张力越来越大。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可能重获平衡，但市场社会要求政治经济必须相分离，这导致政治手段无法得到正确使用。
四
19世纪晚期的政治民主化使社会得以通过政治手段增加社会服务、提高工资，但这往往会威胁到预算平衡和通货稳定：“法国大革命和它发行的指券表明，人民有可能会毁灭通货”（192）。而在金本位制下，各国在通货问题上是没有自己调整空间的。在1920年代，各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干预经济，恢复金本位，企图重建全球市场经济，但结果是“自由市场并没有被恢复，尽管自由政体已经被牺牲了”，他们“独裁式的干涉主义，造成了民主力量的致命削弱”（198）。另一方面，由于局势动荡危急，社会主义政治力量的改革行动也得不到信任，因为在这种局势下他们有可能抛弃财产权制度，从而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秩序。就这样，市场社会中政治与经济的制度性分离使劳资双方的经济利益扭成了无法解开的死结：
劳工方面将自己隔离在自己占优势的议会中，而资本家则将工业建成一座堡垒，并借此在这个国家里作威作福。公众团体以对商业肆无忌惮的干涉来作为回应，而置既有形式的工业需要于不顾……恐惧攫取了人民的心，那些可能提供逃离危险的简单方案的人将被推上领导地位，而不管这种方案的最终代价是什么。（199）
这方案就是法西斯主义。为了获取政治影响力，它虽然有时依附于反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但跟这些政治性运动没有本质关系，因为“它的目标超出了政治的和经济的框架，它是社会的”（204）。它根源于已经无法运转的市场社会，所以，当市场经济短暂地蓬勃发展的时候，它就隐而不显，而当市场经济出现普遍危机时，它就迅速成为“一种世界性力量”。德国由于战败而处在世界政治经济的边缘，所以最能洞察这个这个体系的弱点并最先起来利用它；英国由于处在这个体系的中心，所以最后发现它的不足，最晚察觉德国的野心，并且也是最难调整自己以适应世界性大变局。后来的历史证明美国将是人类的拯救者，这恰恰是因为美国最早脱离了金本位，使新经济政策这样的社会保护主义没有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导致死结的出现”（194）。俄国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放到这个世界背景下考察：1920年代它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只是在世界市场出现紊乱、欧洲传统政治体制失败之后，它才进行农业集体化，试图“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
波兰尼认为，上述德、美、俄三国的实践就是他所说的“大转型”的代表，大转型就是摆脱或者超越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社会的过程。“19世纪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212，着重为作者所加）那么，人类应该怎样在扬弃市场社会的同时保留工业文明呢？从经济上说，抛弃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抛弃市场本身，关键在于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定价机制移出市场之外，让它们的价格仅仅作为成本因素，为其他产品定价，这样就能保证市场的运转不会再干扰社会的基本结构；而“对于无限多样的产品而言，竞争性市场仍将继续发挥其功能”，“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工具”（213-214）。从政治上看，摆脱了市场经济和金本位制的国家能获得真正的主权。在原先的国际市场经济体系里，有保证的国家信用要求透明的和有约束力的政府预算，这迫使各国整齐划一地采取代议制宪政政府，严重限制了各国的自由发展。而在新条件下，“各国之间都能够进行保持内政自由的前提下的有效合作”（215）。
《大转型》的历史叙述和理论分析大致就是如此，但是，波兰尼的主题是什么？这本书内容异常丰富，论题错综复杂，历来各位研究者都基于自身的学科视角和理论关切来理解它，本书新版导言的作者则直截了当地承认“试图概括它的努力是徒劳的”（导言，14），真的如此吗？其实，细读文本，还是能抓住那些虽不突出、但明确不诬的线索来确定本书的主题。在全书各部分，穿插着有紧密相关性、甚至有很大重复性的讨论（35-6，64-65，机器与自发调节的市场的关系；58，212，强调市场经济与此前的重商市场的差别；110-111，欧文，社会的发现，基督教 ；145-147，对欧文反对经济社会分离的讨论，特别是147对汉娜·摩尔的基督教思想的批判；198，社会主义与基督教；）而到了全书最后（215-220），这些线索再次出现，并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这些线索概括起来，就是：
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生产把人类带入了工业文明，这不仅是生产技术上的飞跃，更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改变——人类从此要生活在复杂社会中，他的自由要以某种强制为前提。不幸的是，人们在迎接这个巨大转变时没有做好准备，在一个商业社会的基础上引入了机器大生产，这不可避免地把人类社会变成了市场社会，这种社会以个体的自利动机为基础，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虚拟商品化运转。波兰尼证明，从历史上看，这种动机和这种制度都是反常的，从而，市场社会本身是反常的，它内在的缺陷也导致了自身的毁灭。在扬弃了市场社会之后，人类应该寻求保留个人自由和产品市场（这不同于法西斯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嵌入社会的工业文明——社会主义。
